在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天上有飞机侦察轰炸的艰难处境下，红军历经千山万水，经过数百次的战役战斗，终于实现了三军胜利会师。当年的万里长征堪称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奇迹。然而，近年却有人声称，红军长征之所以成功，是蒋介石故意“放水”。一些媒体不加分辨就进行转载，别有用心者还借题发挥，大肆炒作。

　　蒋介石次子蒋纬国在其口述自传中就说：“当时与其说是没有包围成功而被中共突围，不如说是我们放水。”其目的，是为了让“中央的力量在那个时候第一次正式进入到西南地区”——因为蒋介石已预见到：“日本早晚会侵略我们，到那个时候，我们要建立大后方，要及时让下江的工业往西南转移。”蒋纬国还称：“以当时的情况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政治战略，我们随着共军进入云贵川，使中国达成真正的统一。”

　　理由1：如果蒋介石故意“放水”红军去西南，那不设封锁线岂不更便于红军西撤和中央军尾随吗？

　　事实：第五次“围剿”后期，蒋介石为避免损失过大，故运用“驱其离巢”之策略，在西面留出缺口，同时加大其他方向的压力，逼迫红军西走。这主要是出于他对“剿共”军事形势的考量，从表面上看虽貌似“放水”，但其实乃是欲擒故纵，他早已在“远处张网”，部署了多道封锁线。

　　事实：中央红军突围后不久，蒋介石便在日记中勉励自己：“不可错过剿匪成功之大好机会。”并不断调兵遣将，严令追堵，企图用多道封锁线剿灭红军，“务歼灭窜匪于湘水以东”“阻其入黔”。据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证实，为阻止红军“西窜”，蒋介石还曾颁发过“剿匪计划大纲”，明确要求各军“期于湘水以东地区，将匪扑灭”，如计划失败，则应防止“该匪能长驱入黔、会合川匪及蔓延湘西，与贺萧合股”。这一时期，他最担心中央红军沿红六军团西征故道，经黔东北上，与湘西二、六军团或川北红四方面军会合，因此企图在湘桂黔边予以全歼，不让其进入贵州。

　　理由3：如果蒋介石有意驱赶红军去四川，红军又怎会北渡长江受阻，以至于不得不四渡赤水、费尽周折？

　　事实：红军进入贵州后，蒋介石虽然开始将追剿红军和统一西南两个问题结合起来考虑，以求一石二鸟，但在其内心中，“此时仍以先破为要也”，所以频繁调动各部防堵，并无驱赶红军进入四川之意。蒋介石下达给薛岳等前线将领的指示明确就表示，“不顾一切，跟匪穷追，最为紧要”，“所谓斩草除根，此其时矣”。此后在红军经金沙江、大渡河北上期间，蒋介石同样兴师动众，处心积虑欲消灭红军，并在日记中对未能达此目的屡屡表示懊恼。

　　理由4：“释放共产国际联络员换回蒋经国”的建议都被蒋介石回绝了，他又怎么可能因此放弃剿的大好机会呢？

　　事实：1934年7月7日，蒋介石曾在日记中明确表示：“非消灭赣匪，不能与俄谈话。”此种必欲除之而后快之语，足见其决心。况且，当宋庆龄于1931年建议释放共产国际联络员牛兰夫妇以遣返蒋经国时，蒋介石都坚决回绝：“余宁使经儿不还，或任被苏俄残杀，决不愿以害国之罪犯而换我亲子也。”

　　尽管蒋介石本人不曾“放水”，但各地方实力派则确实屡屡敷衍。除了粤系借道以及桂系对红军实行“送客式的追击，敲梆式的防堵”，川军也不乏对红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四川军阀邓锡侯曾对部下面授机宜：“追击部队应与共军保持一日距离，既不失共军行踪，也不认真追击，放放空枪空炮，只要能上报就算了事。”

　　时任川军第三师副团长的奉伯常也回忆：“在尾追途中，红军停我停，等红军走了又才前进。每日侦询土人和因伤病散失的红军，了解中央红军走向，上报应付蒋中央。”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蒋介石本人不曾“放水”，但各地方实力派则确实屡屡敷衍。

　　中央军在红军飘忽无常、行动迅猛的打击下，几乎是兵无斗志。这从蒋介石的一些史料中可以窥得一斑。

　　1935年4月4日，蒋介石电责部下：“查现在大部股匪，任意窜渡大河巨川。而我防守部队，不能于匪窜渡之际及时制止，或于匪渡河之际击其半渡。甚至匪之主力已经渡过，而我军迄无查觉。军队如此腐败，实所罕见。……上下相率懒慢怠忽，敷衍塞责。……军人至此，可谓无耻之极。”

　　4月8日，他又严责吴奇伟追击红军不力：“对此区区残匪，既不敢进攻，犹恐被匪诱入夹击……如此旷日持久，怕匪畏匪，尚能革命乎？此（非）剿匪而乃避匪，最后纵匪之逃窜而已。军人至此，精神安在？”21日，蒋介石还曾在日记中记载：“薛部之无组织与其卫兵之无训练，思之忧虑。”

　　三大主力红军举行的万里长征，经过了十多个省和十几个少数民族地区。各民族儿女踊跃参军参战，积极救治、保护红军伤病员，无私地提供粮草、衣被、资财，为红军长征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当时仅红一方面军、红二、六军团在云贵川三省就有近2万名各族青年加人了红军队伍。许多地方参军参战的场面非常感人，有父送子、妻送夫、父子、夫妻、弟兄或一家人父子母女共同参军的情况。

　　从1935年4月至1936年8月，红军三大主力红军过境阿坝，驻留共16个月之久。阿坝藏、羌、回人民共为红军筹粮2000至3000万斤，大小牲畜20万头，土盐5000余斤，及大量牛肉、食油、蔬菜等。红一、二、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长征先后途经陇南，陇南人民筹集了数十万斤粮食支援红军。

　　中国工农红军能在几十万重兵的围追堵截和极端艰难、险象环生的困境中，不断地、奇迹般地绝处逢生，取得“三军大会师”的辉煌胜利，最主要因为红军正确的军事指挥和将士的浴血拼搏。

　　特别是遵义会议后重新开始领导红军，随机应变，实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走出了一步步好棋。红军充分发扬运动战的优长，在广阔的战场上声东击西，忽南忽北，不断调动和迷惑敌人，先后四渡赤水，并乘虚南渡乌江，跳出了优势敌军的包围圈。接着，威逼贵阳，分兵黔东，进军云南，巧渡金沙江，粉碎了敌人彻底消灭红军的企图，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胜利。

　　在长征中，红军战士浴血拼搏，顽强战斗。红一方面军在突围渡过湘江后，86800余人的部队共折损52500余人（称“折损过半”）。殿后部队红五军团34师未能过江，全部阵亡。师长陈树湘被俘后，敌人将其放入担架邀功请赏，陈扯断自己的肠子，壮烈牺牲，年仅29岁。

　　总之，追剿失败、红军长征胜利是由诸多因素造成的，所谓蒋介石“放水”说纯属臆测，与事实相去甚远。或许蒋介石的某些决策在客观上有利于红军突围，但至少其主观上从未有意“放水”。说长征胜利是因为蒋介石“放水”，不仅是往长征伟大壮举上泼污水，也是往长征中牺牲的烈士身上泼污水，更是向人民军队泼污水。（资料来源：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历史研究、江西社会科学、福建党史月刊、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