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的深秋，江西瑞金的天空阴沉如铁。一支衣衫褴褛的队伍悄然踏上了未知的征途。他们中无人能预料，这场被迫的转移将历时两年，跨越14省，跋涉两万五千里，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战略远征。饥饿、伤病、雪山、草地……每一步都浸染着鲜血与信念，最终在西北的黄土高原上，点燃了中国革命的燎原之火。

　　1933年，蒋介石调集5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彼时的中共中央由博古、李德等人主导，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放弃红军擅长的游击战术，与装备精良的军硬碰硬打阵地战。碉堡对碉堡、子弹拼子弹，苏区在消耗战中逐渐萎缩。至1934年10月，根据地仅剩瑞金等零星区域，8.6万红军被迫撤离，踏上“西征”之路。

　　出发时，战士们怀揣着“打到湘西去，重建根据地”的信念，却不知等待他们的是四道封锁线的绞杀。湘江战役成为长征路上最惨烈的一页：红军用血肉之躯撕开第四道封锁线万，江面被染成红色，百姓哀叹“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

　　“再往湘西走，就是自投罗网！”湘江血战后，在通道会议上力主转兵贵州。1935年1月，红军攻占遵义，这座黔北重镇成为命运的转折点。

　　在遵义老城一栋灰砖小楼里，一场决定中国革命生死的会议持续了三天。博古将失败归咎于“敌强我弱”，周恩来却痛陈指挥失误，则提出“灵活机动、避实击虚”的战略。会议撤销了博古、李德的指挥权，确立了的领导地位。自此，红军不再是一支盲目撤退的队伍，而成为“牵着敌人鼻子走”的猎手。

　　四渡赤水，被称为“军事生涯的得意之笔”。3万红军在40万敌军的围堵中，如游龙般穿梭于川黔滇三省。一渡赤水摆脱合围，二渡杀回遵义歼敌两个师，三渡佯攻贵阳逼蒋介石急调滇军，四渡直插云南巧渡金沙江……战士们戏称：“的战术，连地图上的箭头都要打结！”

　　但胜利的背后是极致的艰难。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时，单衣草鞋的战士被冻成冰雕；过松潘草地，野菜、树皮甚至皮带都成了救命粮。一位老红军回忆：“沼泽里到处是战友的尸体，但我们不敢停，一停下就会陷进去。”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然而，张国焘拥兵自重，拒绝北上，甚至另立“中央”。率7000陕甘支队连夜北上，穿越枪林弹雨的腊子口，于10月抵达陕北吴起镇。当战士们望见黄土窑洞时，许多人跪地痛哭——他们终于活着走到了“家”。

　　与此同时，贺龙的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组成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1936年10月，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宣告长征胜利。此时，8万中央红军仅剩不足万人，却如淬火的利剑，更加坚韧。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诗词道出了这场远征的魂——信仰高于生命，集体超越个人。长征不仅是战略转移，更是一次精神涅槃：它锻造了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验证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更让“抗日救亡”的旗帜插遍中国。

　　2025年春，贵州长顺县的400名学生重走长征路。烈日下，少年们的汗水浸透校服，却无人放弃。“站在红军走过的悬崖边，我才明白什么是‘坚持’。”一名学生的线年的传承。

　　两万五千里，每一步都是向死而生。今天的中国，高铁疾驰过昔日的雪山草地，繁华都市取代了烽火战场，但长征从未远去。它镌刻在民族的记忆里，提醒我们：唯有信仰，能让一群衣衫褴褛的“乞丐军队”，走出比马背更辽阔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