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回忆录》中的记载，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并与红15军团会师之前，毛主席曾特别嘱咐大家，不要立刻向15军团的同志提起张国焘的相关事情。

　　不久后，红军部队终于会师，第一次见到了徐海东。徐海东看到中央红军的同志非常高兴，并向询问，为什么四方面军的主力没有一同到达？张国焘又为何没有前来？

　　那时，红15军团的同志们对四方面军的情况非常感兴趣。例如，从中央苏区调至鄂豫皖并与红15军团共事的程子华，他也找询问张国焘的事情，只得表示毛主席会亲自向程子华做解释。

　　红15军团与红四方面军的渊源深厚。红四方面军成立于鄂豫皖苏区，经历了蒋介石发动的四次“围剿”后，终于在1932年10月因压力过大放弃了鄂豫皖，转向川陕地区进行长征。

　　在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之前，以红74师、红75师及若干独立部队组成了红25军，沈泽民、徐海东、程子华等人负责指挥，继续在鄂豫皖地区坚持游击战。

　　红25军在此后的日子里历经艰难困苦，沈泽民、王平章（红25军政委）等人相继牺牲。敌人在鄂豫皖地区发起了一系列疯狂的暴行，史料记载当时鄂豫皖苏区的死亡人数达到20万人，创下了各大苏区中的最高纪录。后来，徐海东曾向美国记者斯诺详细回顾了这一惨痛的经历。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徐海东、程子华、吴焕先等人决定带领红25军向西转移。转移之前，他们留下了高敬亭、郑位三、郭申述等同志继续在鄂豫皖与敌人作战，这支队伍后来成为新四军的第四支队。

　　红25军出发时，目标是西迁，因他们从敌人那里得到了情报，得知红四方面军在川北活动异常活跃，他们为此感到振奋，决定前往川陕苏区寻找主力。然而，这一路上，红25军历经多次战斗，部队损失惨重，弹药几乎耗尽，通往川北的道路也被敌人封锁。最终，红25军选择渡过渭河，向陕北地区发展。

　　当时，徐海东等人并未预料到陕北竟然有党组织和红军部队。陕北在历史上曾是著名的“匪巢”，李自成和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军的领袖曾在此地崛起。因缘巧合，他们与刘志丹、高岗所率领的陕北红军成功会师。

　　红四方面军曾是红军中最强的部队之一，而陕北红军则因地理偏远，对苏维埃与红军的规章制度了解较少，相较而言，红25军的组织性更强。两支部队会合后，合编成了红15军团。

　　从红25军而来的戴季英、聂洪钧等人认为陕北部队的情况复杂，便迅速采取了行动，刘志丹、高岗等人也因此被捕。徐海东认为戴、聂两人的行动过于激进，缺乏对陕北实际情况的充分考虑，但由于他是军事主官，在此事上无法劝服两人。

　　张国焘在回忆录中提到：“徐海东对于等人一到陕北便纠正了戴季英和聂洪钧的错误表示非常敬佩。他说，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迅速纠正了戴、聂的错误，将被拘禁的高岗等人释放，并大力号召无论是从江西来的、从鄂豫皖来的，还是陕北本地的，都应当团结一致。这样的举措使得陕北的局面焕然一新。”

　　当时，红15军团对于张国焘的种种行为并不知情，对中央的情况也一无所知。尽管如此，红15军团对于红四方面军有着深厚的感情，对中央红军则表现出坚定的服从。在这样的背景下，徐海东希望两支部队能够紧密合作。

　　张国焘回忆称，徐海东曾劝他：“团结是生路，分歧是死路。”他还恳切地希望张国焘能够前往保安，与毛主席等人握手言和，以此来激励前方的士气。

　　徐海东与张国焘的最大区别，在于他们对党的态度。当中央红军会师时，张国焘看到中央红军兵力不足两万，装备匮乏，便心生取而代之的野心，四处散布谣言，挑拨离间。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只有一小部分疲惫不堪、缺衣少食的士兵，徐海东却没有丝毫傲慢，始终坚决服从。

　　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发生在此时。那时中央红军缺乏足够的过冬棉服，毛主席便派后勤部长杨至诚去徐海东那里借钱。当得知红15军团账上仅剩7000大洋时，徐海东毫不犹豫地拿出5000大洋送给中央，只留下2000大洋自用。

　　在同样的情形下，徐海东的处理方式与张国焘完全不同。毛主席也因此称赞徐海东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是“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

　　徐海东深信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正如张国焘所说：“徐海东非常敬佩等人，一到陕北便能纠正戴季英、聂洪钧的错误。”

　　正如一位老陕北红军干部所说：“有人说是陕北红军救了中央，其实不然，是中央救了我们。若没有毛主席和中央及时赶到，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身在何方。”

　　回忆道，中央到达陕北后，特别注意纠正一些同志的错误，且处理方式非常谨慎。当时，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的布告上，署名都是主席聂洪钧、副主席周恩来，大家看到周总理居然排在聂洪钧后面，都感到非常诧异。此举表现了中央在处理事务时的慎重和顾全大局。

　　正是在这种团结的氛围下，中央红军与红15军团并肩作战，成功地在直罗镇战役中击败了敌军三个师，歼敌一个团，俘虏5000余人，为中央在西北地区建立革命大本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