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作为红军历史上最为艰苦的旅程，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段传奇。虽然它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但红军的三十万战士在这段旅程中经历了无数的苦难和牺牲，仿佛是在用生命书写一曲壮烈的悲歌。

　　长征的艰辛，首先源于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进行战略转移。面对茫茫的前路，红军的士兵们既没有明确的归宿，又要面对敌军的围追堵截，四面受敌，形势非常严峻。与此同时，红军还面临着队伍中的内部矛盾与分歧，如何统一思想，防止军心涣散，避免出现叛变的危机，成为重重困难中的另一大挑战。

　　在这样的困境中，红军不仅要应对前所未有的艰险环境，还要时刻调整战略部署，因应敌人的追击调整战术，根本无法按常规方式行事。每一步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充满了生死攸关的抉择。这种困境无疑加剧了红军决策的复杂性，如何确保红军在这条艰难的路上保持正确的方向，显得尤为重要。

　　正是在这关键时刻，红军的战略决策会议成为了贯穿整个长征过程的“定海神针”。根据我的研究，长征途中召开了二十多次政治局级会议，像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扎西会议、白沙会议、苟坝会议以及会理会议等，都是红军做出关键决策的重要时刻。这些会议在今天依然为人们所熟知，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每当我读到这些历史资料时，我总是为红军的英勇精神所感动，特别是为当时的领导者们深感敬佩。他们不仅要在几十万敌军的追击下，完成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还要在短短的一年时间内，面对数万红军的生死存亡抉择，逃出生天。在漫天的枪林弹雨中，领导们还要召开如此重要的会议，想象他们那时的体力和智力的消耗，实在令人心生敬意。

　　这些会议在红军历史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从长征伊始的“旧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领导体制，到遵义会议上重新确立领导地位，再到“新三人团”的形成——周恩来、王稼祥、的决策体制，红军的领导结构逐步得到了优化与重塑，为红军的最终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即便是在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张国焘依然企图分裂，想要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但最终，红军通过一系列的政治局会议，成功摆脱了这一危机，为以后在陕北扎根，重新肩负起中国革命的重任提供了组织保障。

　　今天，我们要特别讨论的是在这一历史长河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之一——牙弄会议。我们要弄清楚，它是一次独立的会议，还是巴西会议的一部分。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我们将深入探讨牙弄会议的历史背景以及它所产生的重大历史影响。

　　1935年6月12日，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扩大会议，随后又连续召开了卓克基会议、黑水芦花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等，确立并坚守北上战略方针，同时强调要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

　　在6月26日的两河口会议上，红军正确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决定坚持北上抗日的方针，明确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提出要北上建立陕甘根据地，推动全国的抗日运动。这一决定为红军北上抗日、领导全国抗战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战略指导。

　　在8月3日的沙窝会议上，再次重申了两河口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强调党对红军的领导，保证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同时决定执行《夏洮战役计划》。此外，在8月19日，政治局常委会议在沙窝召开，讨论了常委分工问题，决定负责军事工作，这是第一次作为党的军事负责人。

　　紧接着，8月20日，毛儿盖会议进一步明确了红军的主力应向黄河以东发展，而支队则向西破坏敌人的封锁。这些会议极大地增强了红军在艰难环境中的行动力与凝聚力，尤其在粉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思想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正当红军按计划分兵北进时，张国焘拒不与右路军会合，甚至在阿坝地区故意拖延，试图背离中央的指挥。对此，红军中共中央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先后召开了巴西会议。

　　在我看来，牙弄会议应当独立成章，成为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独立事件，而不应归类于巴西会议。虽然牙弄会议发生在巴西地区，但它在红军历史中的作用具有独特性。会议的议题与巴西会议的议题不同，时间上也有区别，因此将其归为巴西会议的一部分不够严谨。

　　1935年9月2日至9月，红军右路军在巴西召开了几次重要会议。这其中，9月8日，在周恩来住处牙弄村举行了一次非正式的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发电报给张国焘，要求他严格执行北上战略。会议还通过了拟写的电文，从多方面阐述了北上战略的优势。

　　在此期间，张国焘的行为愈发令局势复杂化，他甚至指示左路军继续南下，严重危及中央的安全。面对这一危机，中央决定立即采取措施，要求张国焘速速北上，并最终决定党中央率直属纵队向甘肃俄界进发。

　　牙弄会议不仅仅是一次普通的会议，而是改变红军命运的关键时刻。它解决了红军内部的重大分歧，为党中央的北上战略提供了有力的保障。牙弄会议的召开，成为了红军走出困境、逆转局势的重要转折点。

　　总结而言，牙弄会议在红军长征中的历史地位不可忽视，它在红军决策历史中具有独立的、极为重要的作用。